黑貓

　　今年7月和10月，SOHO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1000萬美元。12月21日在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潘石屹提及此事，稱是讓中國最優秀的貧困學生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京東集團CEO劉強東當即吐槽稱，他自己曾給其母校中國人民大學捐獎學金和助學金，只有獎學金髮出去，助學金沒有發出去，原因在於貧困子弟上不了人大、北大、清華，而不經這幾家國內名校，當然沒機會上哈佛。（12月21日澎湃新聞網）
　　SOHO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和耶魯捐出巨款後，引發巨大爭議，也有許多知名人士為潘石屹和張欣夫婦的此做法辯護。這其中，最具說服力的理由是，解決國內教育投入不足的責任在政府，政府和社會應鼓勵富人階層捐助國內教育，但這並不成其為一種義務；並且，既然是捐款，捐款人當然有指定對象、用途的自由。
　　問題是，潘張夫婦對捐款使用設定的條件，以及可能發揮的作用的解讀，是大有問題的。捐款必須是在符合捐款人指定用途的情況下，才會花出去，如果不出現符合條件的受納對象，錢就會放在原地不動，就像劉強東提到的捐錢給人民大學，因為找不出符合條件的品學兼優貧困生，助學金資金就沒能花出去。
　　從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潘劉二人發言、對話的具體情況來看，潘張夫婦在捐款前很可能並不清楚國內名校錄取貧困子弟比例近年來大幅降低的事實，而劉強東本人也是在向母校人民大學同時捐款設立獎學金和助學金後，才註意到這方面情況。希望潘張夫婦能儘快核實劉強東的一番話，視情況對捐款用途和條件作出調整。
　　如何調整？這先要探究為什麼貧困子弟進入國內名校的比例會大幅降低。根本原因當然在於地區、城鄉之間的教育水平差距不斷拉大。這種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存在，但領先者是低水平的相對領先，部分貧困子弟尚有機會通過加倍努力予以彌補甚至趕超，但在近些年來，這種差距已經拉大到極其誇張的地步。
　　1995年頒行的《教育法》規定，年度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應占到GDP比重4%，這個目標在2012年才首次達到。在財政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情況下，發達、相對富裕地區尚且可以通過地方財政資助來保證公立學校師資、教學設備等方面的更新需要，而這些地方民間辦學踴躍，也提高了教育發展的活力和水平。而在窮地方、偏遠山區，就連保證足額及時發放教師工資都有困難，沒有辦法適應教育發展的全面需要。教育部門近年來又非常熱衷推動教改、課改、撤點並校，這無一例外加重了農村、山區、貧困地區辦教育的負擔，讓這些地方的學校、教師和學生始終處於被動適應的狀態，競爭力自然會發生弱化。
　　而另一方面，在社會流動性放緩的大背景下，一紙名校文憑已不足以讓貧困子弟、平民子弟改變命運。
　　回到企業家、富人的教育捐款投向問題。教育捐款不能僅僅投向，本身就有政策偏愛優勢、撥款傾斜的名校。國內有社會責任感、願意幫助貧困子弟改變處境和命運的企業家、公益人士，應當更為關註窮省的大學，以及聚集了更多貧困子弟的職業院校、非重點中學和小學。
　　如前述，要改變更多貧困子弟的不利處境，特別是家庭出身、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公平起點，最為重要的仍是盡到政府投入責任。國家教育主管部門近年來通過行政命令，要求一些高校增加對農村、山區、貧困地區生源的錄取指標，這在落後地區基礎教育保障乏力、教育水平與其他地區差異較大的背景下，顯得本末倒置（貧困子弟即便得以被扶持進入名校，也難以適應）。真正該做的是，確保財政教育經費的總支出達標，以中央財政之力，限期實現對農村、山區、貧困地區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項目投入的包攬，舉全國之力縮小地區、城鄉之間的教育差距。
　　只有這樣，才能終結劉強東所說的“窮人想上清華北大很困難”，而哈佛大學才可能迎來中國貧民家庭出身的學子，幫忙把潘石屹的捐款花出去。
　　文/鄭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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